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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某装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庄某某认缴出资995万元，出资期限为2021年11月19日，仅实缴10万元，持股99.5%，朱某某实缴出资5万元，持股0.5%。2018年，上海某装饰公司欠某建材公司债务789601.87元，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后进入执行程序。因上海某装饰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3月1日，庄某某将全部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某矿业公司。2020年12月25日，某矿业公司将全部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上海某石业公司。后上海某装饰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上海某石业公司出资期限延长至2040年11月19日。庄某某为上海某石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系某矿业公司的股东、监事。某建材公司起诉请求庄某某、某矿业公司、上海某石业公司在未出资范围内对上海某装饰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上海某石业公司应根据上海某装饰公司章程规定于2021年11月19日前缴足其认缴的出资995万元，但仅实缴10万元。上海某装饰公司在欠某建材公司债务的情况下、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延长股东出资期限逃废债，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故该延长出资期限的决议对某建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庄某某、某矿业公司转让股权时，上海某装饰公司不能清偿对外负债，两次股权转让均系零对价，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庄某某同时系上海某石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某矿业公司的股东、监事，股权转让均在关联方之间进行。综合考虑前述因素，可以认定两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存在逃废债的主观恶意。故判决：庄某某、某矿业公司、上海某石业公司在未缴纳出资985万元的范围内对上海某装饰公司欠某建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乙公司、崔某、李某向甲公司转入出资款后，相关款项即由甲公司转给案外人。乙公司、崔某、李某虽称转出款项系基于甲公司与案外人达成的借款合意，但并未提交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乙公司、崔某、李某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乙公司、李某作为甲公司股东，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甲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崔某作为甲公司原股东，在未补足抽逃出资的情况下转让股权，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亦应承担补充责任。故判决追加乙公司、崔某、李某为被执行人，分别在抽逃出资800万元、153.9万元、46.1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何某奇与唐某莲于1987年6月13日登记结婚。2015年9月9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吴某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转给何某奇，何某奇向吴某芳出具360万元《借据》。2019年4月10日，何某奇与唐某莲协议离婚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名下存款、理财产品等资产归各自所有；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的某房产归何某奇所有；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的某自建房（暂无房产证）、南宁市某小区34号、35号商铺、1702号房屋及地下室A36、A37车位以及两辆轿车归唐某莲所有；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何某奇向唐某莲借款，离婚后何某奇仍需将借款归还唐某莲，具体数额以借条为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创业所得资产，归唐某莲所有。后经吴某芳起诉，何某奇被判决归还借款本金360万元及利息570100元。吴某芳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7月15日，执行法院以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何某奇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吴某芳以何某奇、唐某莲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二条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影响其债权实现为由，起诉请求撤销该约定。

　　甲公司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持股90%，由乙公司持股10%。乙公司股东为王某的母亲赵某及前妻伍某。甲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裁定进行破产清算并指定管理人。王某拖延移交财务资料，多次未经法院许可擅自离开住所地，拒不配合管理人开展破产清算工作。赵某、伍某及乙公司以向甲公司提供借款、垫付款等为由共申报债权3000余万元，但拒不提交借款合同、垫付款依据。乙公司以甲公司的厂房已被其租赁为由，拒绝交接厂房。经查，甲公司与乙公司于2016年签订租期长达19年的厂房租赁合同，以近1400万元的价格将厂房出租给乙公司。乙公司支付的租金来自境外付款方，与甲公司货物的境外购买方高度重合，乙公司拒绝对该问题解释说明。乙公司将厂房转租，收取高额租金。因厂房上有长期租赁协议，其评估价值不足500万元。伍某长期占用甲公司名下的车辆拒不归还。2011年至2016年期间，赵某利用监事身份，频繁从甲公司账户转出资金超过1亿元，仅转回25万元。管理人起诉请求确认厂房租赁合同解除，伍某返还占用车辆，赵某退还占用资金。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有关人员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有配合管理人工作的义务。王某作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律规定，拒不配合管理人工作，拖延移交财务账册，未经法院许可擅自离开住所地，严重影响管理人对甲公司财产状况的全面调查，对王某给予拘留15日并罚款10万元的处罚，责令王某立即提交公司全部财务资料。对于赵某、伍某及乙公司申报的3000余万元债权，管理人认为依据不足，不予确认，赵某等亦未对此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对于确认租赁合同解除诉讼，乙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未开展过任何经营活动，所付租金来自境外付款方，与甲公司货物的境外购买方高度重合，其拒绝作出解释说明，应当作出对乙公司不利的事实认定，即认定乙公司未支付租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确认厂房租赁合同解除，厂房不带租拍卖价格达2774万元。审理法院分别判决伍某返还占用车辆，赵某退还占用资金5000余万元。经对甲公司全部财产处置及分配，担保债权人、税款债权人获全额清偿，普通债权清偿率也大幅提高。2023年11月29日，审理法院裁定终结甲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破产清算是集中公平清偿债权的制度。管理人及时接管财务资料，全面清理破产财产，准确登记破产债权，是顺利推进破产工作、实现债权集中公平清偿的前提条件。本案中，破产企业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其母亲、前妻等虚报债权、恶意订立租赁合同、侵占企业财产，阻挠破产清算，损害债权人利益。管理人积极履职，要求法定代表人提交财务资料，不予确认虚报的债权，解除关联方订立的租赁合同，取回被关联方侵占的财产，有力维护了债权人利益。同时，人民法院对拖延移交财务账册的法定代表人处以拘留和罚款，有力打击和震慑阻扰破产清算的行为，对于鼓励和支持破产管理人积极履职，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保护诚信债务人和集中公平清偿债权的作用，实现市场主体有序出清具有积极意义。

　　张某元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9月，张某元在他人介绍下委托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过程中，张某元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交被篡改的公司原始财务凭证及相关资料，以重复记账、伪造员工工资支出、虚列公司借款、应付款等方式虚构公司债务共计2800余万元。后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产清查报告》，显示公司资不抵债。张某元组织召开股东会时，向股东提出公司存在资金紧张、经营困难、财务账目混乱等问题，在征求股东一致同意后拟申请公司破产。2021年6月，张某元向人民法院提交《资产清查报告》，并以公司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为由申请破产。2021年7月27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经审计发现该公司有财务报告造假的情况。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6日以张某元涉嫌经济犯罪、公司是否资不抵债或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尚不确定为由，驳回某公司的破产申请。破产管理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检察院指控张某元犯挪用资金罪、虚假破产罪。2013年至2019年期间，张某元用59万元公司财产偿还个人债务，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案发后，张某元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洪某金在人民法院判令其向郑某长偿还借款50万元后，未履行还款义务。郑某长于2016年3月申请强制执行。首次执行时，执行法院经约谈询问、资产调查、网络查控，仅冻结到洪某金银行存款2万余元。同时还查明洪某金与其妻子于2003年10月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共有的一套房屋归妻子所有、位于某镇的养殖场及设备归洪某金所有。鉴于养殖场不易执行处置，郑某长同意领取上述2万余元执行款后终结本次执行，执行法院同时将洪某金纳入失信名单。2022年11月，洪某金的养殖场房屋被征收，获得补偿款140余万元，洪某金要求将该款汇入其女儿洪某园银行账户。郑某长了解该情况后请求恢复执行。洪某金被依法拘传至法院，并表示拆迁补偿款已由其女儿用以偿还其他债务，没有钱还款。同日执行法院对洪某金作出拘留15日的决定。拘留期满后，洪某金故意隐匿行踪，躲避执行，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致使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其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执行法院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侦查期间，洪某金主动与郑某长达成和解协议并偿还部分借款，郑某长自愿出具刑事谅解书。检察院指控洪某金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