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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游历在欧亚政治版图中扮演着重要力量的巴尔干诸国后，罗伯特·D. 卡普兰在《东进鞑靼：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游记》（Eastward to Tartary: Travels in the Balkan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aucasus）中继续往东，穿越动荡不安却鲜为外部世界所知的一片土地：新近东（New Near East），它指代着位于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以东、中国以西，俄国以南的欧亚地区，起于“欧洲第三世界”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再接位居亚欧交界的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及人种混杂的高加索诸国。这片土地受惠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埋藏着全球70%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和40%的天然气储量，但卡普兰所到之处却鲜有富饶和文明的迹象，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系都危如累卵，拜占庭、波斯、土耳其帝国的文化在这里盘根错节，民族主义纷争和暴动始终不断。

　　布加勒斯特距离布拉索夫以南有两小时的车程。起初，火车沿着巍峨的喀尔巴阡山脉攀行。花岗岩的群山雪峰皑皑，点缀着高耸的冷杉、橡树和山毛榉森林，投下一派阴影。2月底不寻常的回暖，让雪水融化成珍珠般的溪流，湍急而下。罗马尼亚的士兵戴着皮帽，警惕地注视着穿行而过的火车。柴灰和褐煤的烟雾染脏了纯白的雪花和纯净的山风。火车随后一路下行，这里与匈牙利大平原相比更加广袤辽阔。目之所及不再有树木，浅褐色了无生气的泥沙让空气都显得厚重，让土地与天际线都混沌模糊起来。丑陋的工厂和毫无建筑特色可言的城镇令瓦拉几亚平原显得杂乱不堪，在19世纪之前，这片平原被罗马尼亚人称为“弗拉赫人之地”（the land of the Vlachs）。

　　突然，这片平淡无奇的平原上出现了一堆由硬纸板和废弃金属搭成的住所，就像我曾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见过的那些一样可怕。我也看到了清水混凝土墙的房屋，墙外边拉着天线，用于晾晒衣服，偶尔可见卫星电视的天线锅：这里便是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西北郊。在火车站，出租车司机们差点把我撕碎。一个司机拽着我的胳膊，另一个司机抢着拿我的行李。我朋友的公寓在市中心，我知道打车到那里的正常价格应该是1.5万列伊，约合2美元。我坚持让司机按距离打表，他的确打表了，但是计费器被动过手脚，最后车费差不多5.5美元。我很幸运可以借宿在朋友那里。现在，这座城市最便宜的大酒店一晚上也要156美元。比如，由希尔顿集团重新翻修的雅典娜宫酒店（Athenee Palace），如今归一家神秘的罗马尼亚财团所属，一晚上的房价至少300美元以上。我遇到的外交官和西方商人称其为“勒索敲诈”。

　　城市里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灰色的尘土，我联想到了大马士革（Damascus）和德黑兰（Teheran）。布加勒斯特的天气既不是受北方影响——喀尔巴阡山脉横亘北部，也不是受南方影响——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守在南方，而是与东边和东北部的气象密不可分，即乌克兰和俄罗斯。我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来过这里，这个“冷战”时期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城市如今的变化让我目眩神迷。现在我懂了，那些几乎从来没出过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西方人，为何会对罗马尼亚的未来如此有信心。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那些我到过的地方，总能遇见战战兢兢的城中农民，而现在，市中心既有最新的意大利时尚和美发店，也有手机、赌场和私人货币兑换处，人行道街边的摊贩卖着书和光盘——内容从罗马尼亚语版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到以色列的流行乐应有尽有，最显眼的位置摆着计算机和管理学的书。我看见年轻的一对对情侣在人行道上亲昵地拥抱。脱衣舞俱乐部遍地都是，墨西哥肥皂剧霸占着30个电视台的收视榜，包括卫星电视。一如在巴黎和纽约，黑色服饰最为潮流。一些服饰精品店还会有真人模特在橱窗里展示。有些透风的餐厅还在卖时代青睐的肥腻猪排配李子白兰地，但这些餐厅都不如私房饭馆流行，通常那里只有几张桌子，由年轻人经营，菜品更讲究健康也更国际化。到处都在用手机，咖啡馆里的嗡鸣此起彼伏：这是急功近利而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体最喜欢的装饰。西方外交官们怀疑，这里的某些赌场在为毒品交易和犯罪团伙洗钱。

　　“这里对新近暴富的人毫无约束可言，”有着诗人、前外交官双重身份的伊安娜·艾罗尼（Ioana Ieronim）和我吃午饭时如此说道，“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中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手握资源、应变灵活、夸夸其谈，是奉行伪世界主义的流亡者，身处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希望模仿西方，却变成了一个一维的拉丁-东方式复制品。我们和法国或者意大利人只是表面相似罢了，由于毫无禁忌泛滥的自由，在罗马尼亚，有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的粗鄙和直率。”伊安娜告诉我，在布加勒斯特一家新开的服装店里，她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貌美、衣衫单薄暴露的女孩试图买下一个年轻的男店员”。那女子告诉男店员，如果和她保持这段性关系会多么值得，因为她能帮他搭上“有权势的人”。（那名店员并没有接受。）

　　罗马尼亚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态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急切程度可以媲美当年他们投靠法西斯和之后转投的殷勤。过去，罗马尼亚一度展现出最残酷的反犹太主义，但如今犹太人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世界主义很受罗马尼亚年轻人的追捧。克卢日市巴比什博雅依大学的副主任拉迪斯劳·吉曼特（Ladislau Gyemant）曾告诉我，当他们开设希伯来语外语选课时，有四百个学生报名，当中只有少数是犹太学生。布加勒斯特最火的女明星兼夜店表演者是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名叫玛雅·莫根施特恩（Maia Morgenstern）。1997年12月，市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城市里布置起圣诞彩灯，同时，当地媒体也同样在积极报道日期相近的犹太光明节（Hanukkah）。某一日，当我步行走过布加勒斯特的波兰大使馆，我注意到一块宣传“多样文化”的展板。在使馆展出的三幅照片里，其中一张是犹太人在庆祝犹太新年。

　　就如何执行与匈牙利等国达成的历史性和解条约以及其他议题上，如今执政的农民党党内，产生了分歧。维克托·乔尔贝亚（Victor Ciorbea）总理领衔的政府一次又一次错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下的最后期限，未能及时进行私有化和其他改革。这位总理热衷于开长会，内阁会议有时长达18小时，然而效率低下，一无所成，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惧。通货膨胀，预算迟迟无法确定。经过了近六个月的煎熬，乔尔贝亚最终于1998年4月辞职。但是他的继任者拉杜·瓦西里（Radu Vasile），也被击溃，陷入持续不断的党派分裂和整个政治界的纷争之中。国家的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奈斯科（Emil Constantinescu）在1996年当选，终结了执政七年的新政府。他非常严格地按照宪法规定行使职权，而没有对内阁施压，督促其做出决策。罗马尼亚社会惧怕被“保加利亚化（Bulgarizarea）”——这一名词专门用来指代邻国保加利亚在1997年初曾短暂经历过的无政府状态。

　　比如，罗马尼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和俄国、苏联为邻，反复受到俄罗斯人侵略。他们皈依了希腊拜占庭王朝带来的东正教；他们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度过了混乱无序又落后不堪的岁月；他们忍受了齐奥塞斯库几十年间，国家落入斯大林主义专制统治；他们所说的语言为拉丁语系，和意大利、葡萄牙语同宗，并一直渴望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些历史和文化的过往都真真切切，也因此塑造了罗马尼亚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忽略这些影响，便会阻碍有意义的讨论，也会误入歧途。但如果告诉罗马尼亚人，或者只是告诉所有我认识的罗马尼亚人，对他们说，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并没有基于共同经历的民族性可言，他们只是恰巧说着同样语言的个体，虽然（大部分）信仰相同的宗教，但彼此毫无关联，只是凑巧聚在一个全球舞台上，那么，这样的说法无疑是灭绝人性的。之前帕塔皮耶维奇说罗马尼亚文化没有核心可言，是在对罗马尼亚的民族性进行描述，而不是指这一民族没有整体特质。

　　但是，这场政治危机，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和地理渊源关系不大，反而和齐奥塞斯库留下的政治遗产密不可分。多雷尔·桑德尔（Dorel Şandor），一个熟稔新布加勒斯特政治内幕的专家，运营着自己的研究所，里面硬件装备完善。他告诉我，不像在匈牙利和波兰，在这里，齐奥塞斯库不容忍内部任何改革派或者异议者，他摧毁了政治精英阶层，甚至连培养精英的机制也一扫而空。这后果，桑德尔谈道，“就是整个国家像个咖啡馆，只有夸夸其谈的政客，在这里，无论什么名号的党派，都毫无观点可言，只是不同性格的人而已。一切都是一场空！”他表示，“罗马尼亚的政治就是雷声大，不下雨。我们是没有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意大利。欧洲其他国家的自由派名副其实，是中间偏右的改革派，而罗马尼亚则不是。我们有的都是皮夹子自由派，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不希望看到从外国进来的竞争，因为会影响自己新积聚起来的财富。由于缺乏凝聚众人的理念，大家都四分五裂。看着这一盘散沙的党派和软弱的体制，大家都很惧怕总理辞职，害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议会体制下，总理下台本来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

　　桑德尔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衣服，漆黑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黑色的书桌上摆着黑色的电脑，有高清的液晶屏，还有其他信息技术时代的尖端设备，看上去就像一个时髦的曼哈顿顾问。他告诉我“罗马尼亚应需而动，一开始就抢占了高位，我们紧跟潮流，引进的技术也是最新的”。但是，桑德尔的西方生活方式可不单纯因为他适应力强，也因为他和西方的接触早在垮台之前就暗度陈仓了——他曾为齐奥塞斯库的政府效力。尽管如此，他对社会政治方面的评论依然很犀利。这也是后时代的一个困境：那些拥有必要分析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人，都是曾经的社会主义精英阶层（他们经常在政府体制之外，或在反对派阵营里施展才华）。因此，少数知道如何进行改革的人，通常都缺乏动机。桑德尔，作为一个前政党如今新生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顾问，对这场政治僵局唉声叹气，事实上他和他的同侪对此担有一定的责任。

　　根据许多外交官和国外投资者的说法，这些问题揭示的是一个残酷的真相：除了总统和少数部长之外，其他人都是朽木。在罗马尼亚，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有能力或者有资质勉强进入一家西方企业。罗马尼亚的体制拥有东地中海-奥斯坦（Levantine-Ottoman）的东方血统，不鼓励任何会改变自身文化的投资，因为国际企业的价值观通常都是西化的。汉克·穆尔德（Henk Mulder），荷兰银行在布加勒斯特的主席告诉我，“我们向罗马尼亚籍雇员灌输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正直、尊重、合作和专业。我们说，我们的政策是给国家交税，而不是给朋友发放贷款。西方国家来的经理并不高傲，但罗马尼亚员工喜欢以职位相称呼。我告诉我的员工，不要叫我先生，告诉他们带着问题来找我解决。这就是改变罗马尼亚的方法。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所有制，也要看真正的企业家如何踢走中饱私囊的纨绔子弟（nomenbrat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