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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员的死亡率为6.7%。具体来讲，1690—1700年，死亡率约为9%；其中1690—1695年，死亡率为20%。整个18世纪，荷东公司船员的死亡率上升到7.3%。具体而言，1730—1750年为9%，1770—1775年则升至可怕的23%（另载为18.7%），1770—1780年为12%。还有记载，1602—1795年，大概有1000000名欧洲人（海员、船员，除士兵）登上荷东公司船只前往东方，但由于海上（外）的高死亡率，最终只有约1/3的人返回荷兰。更有数据显示，18世纪每年有4000名欧洲人死于荷东公司的活动（包括航海航行）中。就荷东公司航船而言，从亚洲返回欧洲时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为2%—4%。有学者认为，18世纪的高死亡率造成了荷东公司的衰退，甚至荷兰的衰落。

　　17世纪末18世纪初，尽管西欧船医勤奋工作，但未能降低船员的高死亡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18世纪起，航海疾病的种类就一直在增加，致病人数多且致命的病种有痢疾、斑疹伤寒、坏血病、疟疾和黄热病等。1758年7月1日至1760年7月1日，船医詹姆斯·林德曾在英属哈斯拉尔（Haslar）皇家医院对5743名患病海员作过调查，其中有4275名病人患上典型的海洋或热带疾病，其中发热患者有2174人，坏血病患者有1146人，肺结核患者有360人，风湿病患者有350人，痢疾患者有245人。另外1468名海员患上其他内外科疾病。林德总结道：“看来发热、坏血病、肺结核等疾病对英军威胁最大。”这之中如果再细分，发热患者最多，达38%；坏血病患者占20%；痢疾患者占4%。海军船医布莱恩提供的数据中，患坏血病的船员有6%，痢疾患者高达24%，胸痛和风湿病患者相对较少，为0.9%—6%。18世纪中后期，船医罗伯特森（Robertson）记载过西印度地区的病患情况，分别为：各种发热病人有390人，痢疾患者有96人，腹泻患者有28人，肚子痛的有17人，咳嗽者有16人，风湿病患者有29人，坏血病患者有30人，总计606人。

　　再次，西欧国家海外扩张活动增加后，船舰多载军人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船舱不能保证通风、干燥、透气，则有暴发疾疫的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当荷东公司船舶停在港口时，船员更容易患病。18世纪，荷东公司赴亚洲的船舰多为帆船，需要在岸边等待季风到来，方可出发。由于等待时间长，船员患病的可能性增加。1770年1月，荷东公司在米德尔堡招聘了37名船员，结果他们刚登上船，便患上流行病。1773年7月，阿姆斯特丹内科医生C. J. 德·法玛尔斯（Famars）致函荷东公司，他谈道：“众多医生认为，船上空间太密闭，停在岸边时就更不通风，如果船员增多，就很容易染病。”荷东公司泽兰分部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他谈到荷兰在海外有不少据点，亚洲据点更是缺人，所以公司每次都要尽可能多地载去员工，再加上船上空间狭小，船舶在港口的等待时间长，船员患病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法玛尔斯提出一种昂贵且麻烦的解决办法：任何人登船前，都要强制清洁身体（去除虱子），然后换上由公司统一准备的干净衣服。不过此法只能解决卫生问题，无法解决等待时间长、空间拥挤等问题。由此看来，18世纪的高死亡率并非全部发生在亚洲，有时荷东公司商船在欧洲尚未起航时，大部分船员就已经染上疾病。

　　最后，到了18世纪，在海上（外）服役军人的体质变差了。以英国为例，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1547—1553），皇家海军规模很小，由于当时仍然实行采邑制，海军战船及船员均由地方诸侯提供，兵役任务分摊到5个港口城市：哈斯丁斯（Hastings）、丹佛（Dover）、希瑟（Hythe）、罗姆尼（Romney）、桑德维奇（Sandwich）。比如在丹佛，国王征召军队时，其统治者每年要提供20艘船（15天内），每艘船配备20名船员。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558—1603），即便面对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英海军的规模仍然不大，仅有7000人，当时英国有500万人，海军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700。到了斯图亚特王朝，英国海军的规模又缩小到3000—4000人。但到了18世纪末，海军规模一下子增加到85000—100000人，海军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33（当时英国总人口数约为12000000）。这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英国海军规模在扩大；其二，英军不一定能招募到那么多合格的海员。其实，无论是采邑提供兵源还是海军雇佣军人，都是征兵，只要确保人数足够，兵源组成复杂一点都没有关系。18世纪，英国海军更难征募到足够多且健康的海员，就只能到处找些乞丐、流浪汉和自耕农充数。这些人处于社会底层，生活习惯较差。一些人本身就患病，另一些人则是抵抗力差，这简直是为传播疾病创造条件。另外，海员人数激增后，军方不能及时提供粮食补给，也容易造成他们营养失衡，免疫力下降。其他导致死亡率提高的原因还有：船上随时会暴发流行病，遇到这种情况，船长一般会选择返航，回到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无疑耽搁了航行，增加了航行时间，无意中助长了疾病传播；另外，气候不断变化，缺乏新鲜食物及淡水，遭遇战争，频繁接触不同环境下的病原体，船员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导致业务素质降低）等，都会造成麻烦。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船医威廉·柯克布恩（William Cockburn，1669—1739）、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16—1794）、吉尔伯特·布莱恩（Gilbert Blane，1749—1834）、托马斯·托特尔（Thomas Trotter，1760—1832）、托马斯·罗伯特森（Thomas Robertson，1793—1828）、莱昂纳德·吉尔里斯皮（Leonard Gillespie，1758—1842）等人提出航海医学改革理念及建议，有些甚至开展了改革实践。他们认为，需要改进的核心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如何提出有效医治方法，降低死亡率，确保船员健康，做好预防工作；二是如何发展航海医疗。

　　托特尔亦强调吃水果可以帮助船员预防、治疗坏血病。1785年，他还写信给当时著名医生威廉·库伦（Cullen），称对方关于坏血病的观点有误。库伦认为吃动物血液、白兰地、可以治疗坏血病，托特尔明确表示这些方法没有效果。托特尔还认为，吃新鲜蔬果胜过吃蔬果汁。这一观点在当时也受到质疑，多年后大家才明白其中道理。托特尔谈道：“医生们太过关注如何制作蔬果汁，以及怎样保存它们。”言下之意，他不太主张喝太多蔬果汁，这样容易引起胃酸过重。取而代之，大家可以多吃卷心菜及其他绿叶蔬菜。他还指出：“其实这些都是后勤人员应尽的职责，军方已经提供足够的采购资金，他们应该采买不同种类的蔬果，不然海员们将患上营养失衡的疾病。”托特尔还向“夏龙号”厨师提出建议：“‘夏龙号’应该为病员准备专门膳食。这是采购员、厨师的职责，他们应该互相配合。患病者应该多吃蔬菜羊肉汤（每天吃）、烤肉、鸡蛋布丁、稻米布丁、蛋挞、软面包、豌豆汤、烙饼、苹果布丁、橘子酱、燕麦糠糊（混合果酒及白糖）。康复期的病人多喝茶、咖啡、可可汁、果酒、尼格斯酒等。”

　　布莱恩主张科学地分析数据，从宏观上开展系统的医疗改革。布莱恩掌握不少医疗方面的数据，包括舰队及医院的统计，这便于他掌控全局，得出合理的结论。对布莱恩帮助最大的两人分别是其老师威廉·亨特，及其服役时的上司罗德里。罗德里爵士统领的西印度舰队共有20艘船舰、12000名士兵。每艘船舰的船医每月都将医疗情况及病历上报给布莱恩，让其能够妥善地安排工作，并着手改革。1781年，罗德里还将布莱恩带至伦敦的海军总部，让其有机会向海军高层阐述改革计划。布莱恩强调，海军的死亡率过高，每年有1/7的海员死去，1/15的海员病倒，死去海员的数量相当于3艘军舰人数的总和。他还提到，大舰的死亡率最高，长时间活动于第二、三层甲板的士兵极易患病。相对来说，在小一点的快船、单桅航船、补给船上，船员的死亡率要低一些，甚至无人死亡。由此，他总结道：“死亡并非不能控制，希望是有的，只是要实行系统管理，就能改正弊端。”布莱恩还强调，船医要加强与港口医院的联系，提高效率。军队或公司应该为病患准备充足的救援物资，船医不需要自己购买药物。

　　1797年，托特尔所在舰队发生哗变。当时，上将厄尔·豪伊因身体状况不好而退休，布里德波特（Bridport）继任舰队司令。就在此时，“皇家乔治号”（Royal George）船员哗变，继而整个舰队的士兵都蠢蠢欲动。哗变的原因是士兵要求带薪疗伤。在此之前，士兵一旦受伤，不能参加工作的话，便被停发薪酬。军方强调，病员其实并没有被停发工资，其薪酬只是被用来治病了（即支付给医院）。士兵对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治病与发工资是两回事，久而久之双方矛盾便被激化了。托特尔当时尚在服役，对此，他仅提到“士兵们非常愤怒”。有人就此认为，托特尔其实是站在士兵一方的。哗变很快就被控制下来。托特尔迅速关注参与哗变的士兵的健康状况，他提到：“很多参与者患上癔症。他们时刻担心被抓起来，或被惩罚审判，随时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当时，很少有船医关注士兵的心理问题，托特尔是最先注意到该现象的医生之一。

　　早在1753年，詹姆斯·林德便发表了价值颇高的关于坏血病的论文。遗憾的是，他虽然找对办法，却未引起重视。相比军队及官方，民间航海者更愿意尝试、测试林德提出的预防、治疗方法。所有实践者中最出名的是詹姆斯·库克船长。库克特别关心船员的饮食起居。他年轻时候就听说，有20%的船员在横渡大西洋途中死去。因此，在其三次（1767年、1772年、1776年）指挥船队横渡太平洋的过程中，都很注意保持船舱干净，合理安排膳食。他认为林德预防航海疾病、治疗坏血病的方法是正确有效的。除此之外，他还认同船长帕里赛尔、坎贝尔（Campbell）、瓦里斯（Wallis）的相关实践。英国人佩尔哈姆（Pelham）专门在港口为船舰配给食物，他还尝试浓缩麦芽汁和啤酒，然后灌入木桶中。待船员喝酒时，将浓缩浆液放出，以1∶10、1∶12或1∶16的比例勾兑成普通饮品。库克船长认为，此液是预防坏血病的独家配方，效果极好。在其船上，另一种防坏血病的食物为北欧腌菜，即将腌制的卷心菜与杜松子、茴芹籽搅拌在一起，然后将其密封在木桶中。库克规定，在航行过程中，每名船员每周吃两次北欧腌菜（总计1磅重）。来自柏林的船员巴隆·斯托拉齐（Baron Storach）建议浓缩胡萝卜汁，再装入木桶中，随时饮用。后来经实践证明该汁效果不佳。更为有效的柠檬汁和橙汁则被船医专门保管。1775年，库克船长为了保障船员安康，宣告航行结束，返回英国，这次航行没有一人因患航海疾病而死去，这在以前不曾有过。英国皇家学会对其评价颇高，认为库克不但在地理、交通上作出了贡献，还避免了坏血病暴发，保障了船员的健康，这是不可比拟的成绩。为此，学会授予其象征最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以表彰其对航海医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直到1795年（另说为1796年），在船医布莱恩的倡导下，英国海军才强令海员补充蔬果，防治坏血病。当年，英国皇家军舰“索福克号”（Suffolk）治疗坏血病的案例就很有影响力。该舰于1794年4月2日从英格兰出发，前往印度，航行时间为3个星期零1天。舰长每天令船员喝2—3盎司的柠檬汁（与啤酒混合，或加些蔗糖），结果当他们到达马德拉斯的时候，无一名船员患坏血病，只有15名乘船者（非军人）有相关症状，乘客抱怨军方，未给予他们与船员一样的平等待遇。1797年，当厄尔·斯彭瑟（Earl Spencer）勋爵视察朴次茅斯的海军医院时，提出要看望坏血病患者，结果院方告诉他，船上无人患该病，这令勋爵感到很意外。1800年，“索福克号”再次远航，在4个月的航行中，也只有16人患坏血病。

　　有人认为，由于当时还有更重要、更耀眼的医学突破，即爱德华·琴纳成功接种天花疫苗，林德治疗坏血病的光辉成就便被“遮蔽”了，其影响力就变小了，但不可否认，林德的发现实实在在拯救了被坏血病折磨的水手。即便进入19世纪，也有很多船舰没有推行此法，捕鲸船船主、船长都不在乎这些，于是在其出海过程中，常有船员患上坏血病。其实，这也降低了捕鲸者的工作效率。当时，经常有捕鲸船在太平洋发现猎物，但由于船员患坏血病，不得不前往马里亚纳和三明治岛休整、恢复，而放弃捕猎。当然，也有民间捕鲸船遵从林德医生的建议，19世纪上半叶，捕鲸船船医·弗里德里克·德贝尔·本内特（Frederick Debell Bennett）提到，由于船员有意识地吃新鲜蔬果，很少有人患坏血病。不过，有时船员们仍然想吃一些腌制食品，换换口味。

　　，1822年）中均提到医疗改革的实际成效。比如1781年11月至1782年5月，在西印度皇家军舰“无畏号”（Formidable）上，居然没有船员因病去世，虽然有13名船员患病（得天花及溃疡），但都被及时送到港口医院救治。1782年，西印度舰队有40艘船舰、24000名士兵，但在当年的6个月中，仅有350人因病去世，不足1000人被送往港口医院。此死亡率就现在看来有些高，但相比布莱恩接手舰队前，已经降低不少。而且大部分船员只是患上疟疾、黄热病和痢疾，相比曾经无药可救的坏血病，这些疾病的致死率还不算太高。进入19世纪，船员患病更少，死亡率更低，有时甚至全员健康返航。1782年，海军中近1/3的船员进过医院。至1813年，这一比例降到1/11。船医本内特曾记载：“1836年11月27日清晨，我们抵达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在3年零24天后，终于结束航行。我们非常幸运，没有因疾病或事故失去任何一名船员。”

　　其一，随着西欧海外殖民活动增多，服务于船舰上的医疗人员亦增加了。航海医学要前进的话，相关问题就必须引起重视。18世纪，荷东公司海员的高死亡率引起高层注意。1736年，荷东公司“17人委员会”作出决定前，也要咨询莱登大学医学教授赫尔曼·波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听取其意见。尽管如此，海洋史学家C. R. 博克舍认为：“波尔哈夫并未提出中肯建议，或许正是因为决策层听取其建议，才导致员工死亡率一直很高，航海医学的发展才停滞不前。”无论如何，航海医学已经引起荷兰全社会关注，荷东公司还设立奖金，奖励那些帮助解决航海疾病的人或社团。18世纪末以前，船员如果患上某些疾病（比如性病），必须支付报酬给船医，才能被医治。但到了19世纪，政府或船主主动承担起海员的大部分医疗费用。这一举措无疑强调了海上医疗的重要性，让船医成为航行过程中的必配人员。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船医的数量从1779年的300人增加到1783年的450人。1793年，英海军的总人数为70000人，外科船医有550人（不含船医助手）。1799年，英海军有634名外科船医。1806年，外科船医增加至720人。1814年，英国海军有14名内科医生，850名外科医生，500名船医助手，25名药剂师，50名医院助手。19世纪初，英国政府规定，如果远航船舰上的全员（含乘客、船员）超过50人的话，则必须配备船医。另外，各等级外科船医均要配备助手，具体标准为：每名一级船医配3名助手；二级船医配3名助手；三级船医配2名助手；四级船医配2名助手；私船船医配1名助手。船医人数增加后，西欧船舰的航行便有了医疗保障，也客观上刺激了这些国家开展海外扩张活动。

　　其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船医的职责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有英国船医记载道：“每天早上医生都要向船长作报告，列出病患病情，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卫生）。如果有人受罚，船医必须在场，如果被惩罚者有病，船医可以向船长报告。”船医每天要记录病历。抵达某处港口后，船医可以将严重病患送到港口医院，报告病情，递交病历。在军舰上，每天早上医生都会为病患看病（坐诊），如果不能及时医治，则让他们前往医务室候诊。1806年，英国皇家航海准则规定，船医每隔两天要查一次房，必要时，船医需要干预船员（病患）的膳食。以英国捕鲸船船医为例，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预防坏血病，因此他们经常亲自准备柠檬汁、白兰地等含维生素的饮品。有责任的船医还要检查船舱卫生，确保没有引发疾疫的隐患，有时医生会熏蒸船员的衣物，甚至处理掉（烧掉）它们。19世纪，英国海军明确规定，禁止船医私自售卖医药箱中的药品；船医必须保障船上俘虏、囚犯的身体健康。1849年，英国政府规定，船医要保障船上每位（任何）乘客的健康；如果船（乘）员有小伤小病，医生应该当天医治；如果有人患大病或传染病，则需隔离。

　　其三，船医的工作得到认可后，其社会地位也在提升。18世纪末19世纪初，特别优秀的外科船医能够升级为地位高的内科医生。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1788—1870）于1809年成为英国海军外科船医，经过奋斗，后来成为皇家内科医生。约翰·哈里斯（John Harness）于1776年加入英国海军，1778年成为正式外科船医。1793—1799年，他又成为地中海舰队的内科船医（地位提高）。1798年，一艘英国船的船长被驱逐下船，船员们都拥戴博学多识的船医当船长。当时，另有一位船长谈到，如果船医不在船上，就不开船，他是不可替代的人物。1800年，英国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会被解散，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外科医生终于摆脱了理发师身份，其地位也相应提高。英国海军在1838年规定，船医也是军舰上的军官，尽管级别不高，但肯定了船医的地位。

　　其四，随着西欧航海活动增多，航海疾病肆虐，船医水平也必须跟着提高。1742年，英国船医约翰·阿特金斯（John Atkins）筹建了一个培训学习中心，专供海军船医使用，中心内有病理学博物馆、解剖室、演讲室（每月举办一次演讲）、厨房、客厅等。1747年，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协会建立，旨在加强海军医务的管理，提高军医的素质。直到1796年，英国海员伤病专事委员会才全面负责船医的选拔与考核，从此英国船医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到了18世纪末，由于英国重视相关教育和培训，愿意为海军服务、希望登船当船医的毕业生有所增加，他们分别来自各大高校以及伦敦、爱丁堡、都柏林及格拉斯哥的海军医院。1809年，英国还规定，即便要当上船医助手，也必须接受高等学校教育。

　　其五，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荷两国较为成功的船医制度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18世纪末，一名法国学者指出，英国海军中外科船医的水平高于法国船医，这是因为前者更重视船医的训练、考试、地位及改革。为了招募到更好的医生，以及提高船医的地位，1793年法国海军为船医授予适当军衔。到了18世纪末，荷兰也像英国一样，多数船医开始由医院培训。其中有几个原因：医院中能学习到更多专业知识，有各种设备设施，更有博学的老师；荷兰经历了几次（英荷）战争后，战力被削弱，无论海军还是海外公司都无力支撑军医、船医制度的运作；医院中能接触到更多病人，了解最新的病况。瑞典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731年，服务于该公司的船员相对较少，患坏血病且死亡的船员也少。1733—1767年，只有两名瑞典船员患坏血病死去。有学者指出，从1743年起，瑞东公司就汲取英、荷经验，为船员提供富含维C的柠檬汁，船员们还必须定期吃北欧腌菜，即便从欧洲到中国这样长的时间里，这种食物都不会变质。另外，瑞典人通常会在大西洋的阿森松停留一两个星期，补充物资及恢复体力；而且瑞典船舰不太拥挤，他们在亚洲没有大量殖民地，不用运送大批士兵前往，船上较为通风，能够保持干净整洁。因此，船员很少患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瑞典船舰通常载100—150人，人数大大少于同等级的英、荷、法国船。如果要说不足的话，那就是在返欧途中，瑞典船上的食物显得不新鲜（往来亚欧需16—30个月），瑞典人很少在亚洲沿途补充物资，这样便容易患上疾病。匪夷所思的是，在1731—1766年，瑞东公司赴亚洲员工的死亡率居然高达年均12.2%。至今未有足够理由能解释其中原因。丹麦东印度公司（简称丹东公司）成立于1616年。1732年，其重组并更名为丹麦亚洲公司（Danish Asiatic Company）。每年冬天，丹东公司派1—2艘单程商船（只去不回）和2艘往返商船赴亚洲开展贸易活动。在丹东公司，也有船员死在远航途中，但因坏血病致死的案例不多。1722年，奥斯坦德（比利时）东印度公司成立。1722—1732年，公司仅派20艘商船赴亚洲。比东公司船员赴亚洲的死亡率相对较低，10年间仅为8%。普鲁士东印度公司（普东公司）在1751—1756年，6次派船赴广东开展贸易，在其每艘商船上配备2—3名船医。相关资料显示，休息补给站对维持普东公司船员的健康很重要。普东公司派往亚洲的第一艘船仅在爪哇停留休整，结果导致众多船员坚持不住而死去。第二次，他们在佛得角靠岸休整，结果全员安全抵达亚洲。德国于1848年建立海军，但直到1896年他们才建立起完善的海上医疗服务体系。美国在独立之前（1775年）便初建海军，当时雇用了4名医生登船服务。1828年，美国海军开始为船医授予军衔。

　　首先，由于条件升级，船医们研究疾病的方法更科学，数据更全面，结论更准确了。18世纪，英海军船医开始重视基于综合数据的医学分析。1781年，布莱恩记载道：“我担任英国皇家海军（内科）船医已经两年，这支舰队有20多艘军舰，常年在巴巴多斯及背风群岛服役。每个月，我都要巡视不同的船舰，调查登记伤亡情况。在港口停留时，如果有英属医院，我也要监督其工作。这让我可以全面了解服役地点及军舰上的疾病情况。”Introduction，xv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詹姆斯·林德为代表的船医不但意识到营养均衡的重要性，还开始研究热带疾病，探索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建立起卫生学体系，并开展健康统计及医疗评价，且重视健康筛查，最终促进了医学、社会的进步。

　　其次，在船医们的倡导努力下，社会各界的关注关怀下，西方科技的日益进步下，海上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1781年，英国海军终于迈出医疗卫生变革的第一步。在朴次茅斯港，新入伍的海军士兵必须脱光衣服，洗完澡后换上统一制服。旧衣服则被处理掉（烧掉），以避免疾病传播。还有资料提到，新兵被安排到一艘卫生船上，其衣物被消毒处理后再送到军舰上。1810年5月，布莱恩等人提出的为船员们提供肥皂的建议终于被海军采纳。布莱恩有幸看到此幕，他还调侃道：“以往只有船员开口时，才会有人提供肥皂，而且要用钱买，就像他们用钱买香烟一样。”另外，船舰上的医务室、病房被转移到环境更好的地方（艏楼下方）。其实，在改善卫生条件的行动中，其他一些疾病也被一并认识，有些疾病甚至得到了很好的控制。17—18世纪，不少船医认为，船舰甲板内不通风是造成坏血病的主因之一。因此在18世纪中期，英国海军开始采纳沙顿（Sutton）和海尔斯（Hales）的建议，改善船舰的通风设施。结果，斑疹伤寒患者迅速减少，这是在对付坏血病过程中获得的意外“收获”。

　　再次，西欧还出现了专门的港口医院、海洋（军）医院。荷东公司成立以后，在阿姆斯特丹和泽兰等地安排有零星的港口医务人员，包括2名内科医生、2—5名全天候外科医生、1名药剂师及1名助手，还有一些临时聘用的职业医生。直到17世纪，英海军尚没有在英国的专属医院，海军只能临时租借岸边的房屋、设施来接收、诊治伤员。在战争期间，海军还曾强征巴尔特医院和圣·托马斯医院，用作临时的战争医院。英国最早的海军医院应该是始建于1692年的格林威治医院（Greenwich）。该院由克里斯托弗·韦尔恩（Christopher Wren）爵士设计，1705年投入使用。1763年，该院开始专门为服务，至18世纪90年代，其已经能容纳2500个床位。虽然格林威治医院收治海军士兵，但其并非海军直属单位。

　　英海军建立的第一所医院是位于朴次茅斯的哈斯纳尔医院（Haslar）。1751年，该院初步建成。1754年，医院初步投入使用。1761年，该院完全建好。哈斯纳尔海军医院由约翰·特纳（John Turner）、西奥多·雅各布森（Theodore Jacobsen）设计，总耗资100000英镑，每年维护费为14000英镑。最初，该院有1800个床位，并不拥挤，但后来随着病患增多，床位便显得不足。最开始该院有1名内科医生，1名外科医生，1名药剂师，1名护士长，多名护士（每14名病患配备1名护士）。18世纪80年代，哈斯纳尔医院配备1名内科医生，2名外科医生，1名药剂师，7名医生助手，3名杂工，以及多名护士。至1805年，该院各层次的员工人数均翻倍。18世纪末，该院已经能容纳2000名患者。1780年，该院接收了8143名病患，其中有5572名热病患者及1457名坏血病患者，当年住院病人的死亡率为1/13，特别高。为了安抚病人，医院还专门聘请了一位神父来为死者祷告。1795年，哈斯纳尔医院的最高领导由海军指派，内、外科医生均增加至3人。1762年，英海军又在普利茅斯的东斯托恩豪斯教区建起专属医院。普利茅斯医院可容纳1250名患者，年均维护费为14000英镑。医院有10栋楼，每栋楼有6个大病房，每个病房有20张床。1780年，该院能提供1423张病床。据说，该院的护理并不到位，经常有护理人员喝醉。18世纪90年代，曾有50—100名护士在这里工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该院的腐败现象并不少见。19世纪初，该院的管理仍然显得混乱。当时，英国海军除了有哈斯纳尔和普利茅斯两所最出名的医院，还在迪尔、谢尔尼斯、雅茅斯、达特茅斯建有直属医院。

　　港口或海军医院建立起来后，具有比较明显的积极作用：首先，海军医院的工作与船医的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在海外或海上患病的伤员能被及时送往海军医院治疗或疗养，由于双方均隶属海军管辖，操作起来就更方便。1771年，英军还在切尔西建立了海军疗养院，专供退休士兵及伤员疗伤。其次，在职的船医能在海军医院进行短暂培训及提高业务水平，退役的船医又能继续在海军医院供职，这样既延长了船医的职业寿命，又解决了退休船医的工作，还推动了海军医院的发展。1758—1783年，著名的航海医学家詹姆斯·林德在该院担任内科医生。1758—1760年，该院接收了5734名病患，其中有2174名热病患者，以及1146名坏血病患者。有时，林德一人就要负责300名坏血病患者。18世纪90年代，托马斯·托特尔也曾在哈斯纳尔医院担任过内科医生，他在这里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比如托特尔认为该院医生的待遇太低，应该增加他们的收入。再次，港口或海军医院也发展成培育人才的基地甚至医学圣地。托特尔还建议在医院中设医学图书馆，以吸引更多的医学人才。1805年以后，哈斯纳尔医院逐渐成为培养年轻军医的“摇篮”。